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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七中老师开课致辞:不能把冬天唱成春的开始

林荫校区的同学们,高新校区的同学们,网校的同学们: 你们好! 在这个非常时期,我很荣幸能代表我们语文备课组,和大家重聚在这个特殊的课堂里。今天,我们以连线代替了会面、屏幕代替了黑板,虽然形式简陋,但是我们为高三同学助力的热情不変。 已经立春了,但今年的冬天却似乎长得没有尽头。新冠肺炎还在肆虐,不知还有多少人正面临着生离死别,还有多少家庭从此没有 明天。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现在还挣扎在痛苦中的人们,谈生活太奢侈了,有些时候,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 所以我们需要对眼前的苦难哀悼,感同身受地深深地哀悼。现在是未来的过去,我们对眼前的苦难哀悼是为了铭记。多年以后,春天来了又去,当阳光铺洒在草地,当我们自由地呼吸空气,当我们开心的欢聚,我们必须记得起若干年前,雪曾落在这片土地。死亡,是一个人的悲剧,遗忘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我们还需要忏悔,因为真正的哀悼开始于忏悔。我们应当忏悔, 明明索尔仁尼琴的警告振聋发聩,我们却装聋作哑、却随波逐流, 甚至推波助澜。最终,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有的人, 为了守住不会带到棺材里去的利益与权柄,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就因为贪婪而吞食了自己的心肝。当他们开始习惯性撒谎的时候, 也在将自己的亲友与同胞推向深渊”。 历史不会因为无视而消失,责任也不能因为回避而逃脱。加缪在《鼠疫》中写道:“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李文亮医生走了,“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恸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为他们竖碑,要有名有姓,拒绝一切匿名的纪念。 苦难必将过去,但我们不能把丧事当成喜事,不能把质疑换成赞歌,不能把追责偷换为免职。不能把冬天唱成春的开始,有些人已经埋在了冬天。 苦难必将过去,但仅止于哀悼和忏悔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反省。 灾难面前,最容易看清人性;一场瘟疫,撕下了谁出将入相的遮羞布?又有哪些媚骨在哗众取宠中捡拾着人血馒头? 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不成为这样的人?如何能在下次灾难来临的时候,有更多的口罩,有更少的恐慌,有更多的担当,有更少的推诿。 灾难面前,也最容易看到人类内心深处的光芒。 哪些骨头在风中挺立成了傲岸?哪些天使逆行走向了疫

东亚教育是在浪费时间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 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   1、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2、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3、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一、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一。 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二、东亚教育具有循规蹈矩的“普鲁士基因”   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

《肖申克的救赎》中到底救赎了什么?

第一次看《肖申克的救赎》时我才十三岁,那时候还太年轻,还不懂什么叫“三姐妹”,还不理解什么叫“体制化”,更不明白老布在离开监狱后为什么要自杀。那时候的安迪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英雄,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悲剧英雄”,因为他在蒙受十九年不白之冤后,终于越狱了。 时隔好几年再次看这部史诗般的巨作后,我开始渐渐明白体制化对人性的改变,体会到老布最后自杀的迫不得已和无奈。当瑞德说着“希望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时,我的心不禁跟着也颤抖了一下,那种绝望与无奈让我对当时的自己有着一种莫名的怜悯和悲哀。 那时候的《肖申克的救赎》于我来说就是黑夜中前进的一盏明灯,安迪是我为自己打鸡血的偶像,他是希望、信念、执着的象征,我一直用“希望是个好东西”来鼓励着自己,不要轻易说放弃,要像安迪一样永不放弃。 当时,从自身的成长角度看,这部电影给我提供了助力,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最近我再一次重温这部经典电影,不再有亢奋抑或是悲伤的体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肖申克这座监狱里,一个银行副总裁的安迪,一个蒙受不白之冤十九年的安迪,一个最终变成太平洋小岛上船主的安迪,这一段人生旅程,是他的救赎之路,那么,他到底救赎了什么? 对于肖申克监狱的狱友来说,对于安迪的好友瑞德来说,包括被枪杀的汤米,安迪的所有行为,让他们体会到在厚重石墙外的一丝丝自由。可以在屋顶上喝着啤酒干着活,可以在广场上听到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可以在图书馆听汉克威廉姆斯的经典唱片,可以在“老师”的教导下进行识字考试,这些时刻都让他们重温着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自由身份。 对于肖申克监狱来说,因为有了安迪,“三姐妹”被以恶制恶了,监狱里有了音乐和图书馆,典狱长等人的丑恶脸面被揭下,监狱里变得干净了一些。 我起初觉得,这是肖申克的救赎,在监狱里,安迪完成了对其他人,对监狱的救赎。 但转念一想,这样的救赎也太过表面,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但人的内心深处呢?真的也变化了吗?除此之外,对于安迪他自身而言,救赎又在哪里呢? 还记得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汤米被杀,安迪被关禁闭两个月后,在石墙边跟瑞德的对话中,提及了自己对妻子的爱和悔意,他说:“老婆说她很难了解我,我像一本合起来的书,她整天这样抱怨。她很漂亮,该死,我是多么爱她啊。我只是不擅表达。对,是我杀了她,枪不是我开的,但我害她离我远去,是我的脾气害死了她。” 瑞德安慰说

防疫为什么会被边缘化呢

不但体制内防疫专家集体失声,体制外显然也没有多少后备人才。无论是“封城”(不特指武汉此次的情况),还是隔离,还是是否送病人到外地就医以减轻本地医疗系统压力,都是防疫中可以使用的手段。但是具体怎么封有效,怎么隔离有效,送出去要怎么送,其中要做好哪些措施和后勤保障,这都是有讲究的,而且也极其需要一线的工作经验。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专业的讨论和建议。是正规一线医生,搞过传染病治疗的科普大V们很少,他们几乎全都是大学实验室出身。居家隔离手册也都是WHO的指南翻译,甚至还都是网民自发救济,根本没有针对性的对于中国当下疫情的防疫建议。你说美国的居家隔离和中国的居家隔离能是一回事吗?本地特色可能就是双黄连…… 有人说当下的严峻疫情是官员凌驾于专家之上的结果,其实并不只是这样。疫病爆发后的管理失当和机构改制可能有一些关系。原本在中国,防疫、病毒研究所、医院分属三个不同的体系。中科院病毒所这样的机构研究病毒是研究病毒本身,医院专管病毒侵入生物体之后的治疗,而防疫由防疫站负责,专门研究的是病毒在环境中的传播和控制。这三者各司其职,并互有重叠的部分。中国在九十年代之后开始搞防疫站撤并,专职搞防疫的人才边缘化了,这就导致在传染病控防上出来说话的全是医学或者搞生物学研究的跨行发言。因此很容易出现纸上谈兵的情况——用科研标准要求临床和一线控防的巨大陷阱——专家组后来反复自辩的一句话是科学需要依据。可是,科学研究的标准和临床执行所需要的标准并不是一回事。某报道中提到重症科一线医生说“一月中旬专家组还是在讲诊断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可见一开始的专家组很可能不懂防疫,使用了错误的标准来指导疾控。基层医生一来极度缺乏话语权,二来顶多也就管到医院内部,不可能涉及医院以外的传播控制。防疫专家的缺位,和其他很多因素一起,导致了当下的严峻局面。 在机构设置上,本来防疫站和卫生局理论上是平级的关系。防疫站有独立法人,防疫站专管传染病的传播防控,和卫生局负责的业务是不同的。防疫方面的专家和医学方面的专家,本身研究的方向也不同,一个是控制疾病的传播,一个是治疗疾病本身。在历史上,防疫站也经历过几次撤并。《中国卫生》2018年12期刊登的文章《从防疫站到疾控中心》回顾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传染病一度得到了控制,于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地方将防疫站和卫生行政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

武汉疫情八造谣者传序

作者:李宇琛,首发自微信公众号:权益墙。 庚子之年,建寅之月,流疫掠及荆楚之地,并有席卷华夏,并吞八荒之势。当此之时,上下举国之物力,以表赤诚之心:钟老身披执锐,老当益壮;白衣志士请缨,敢竭彼怀,见其仁爱济世之心;黎民之辈,纷纷效其拳拳之劳,唯愿拔丁抽楔、国泰民安矣。 吾嘉其国士之仁爱、众志之成城,然愚以为伏魔于其盛掠之时,实乃为下下策矣。霍乱之初,闻州司昭告于世,斯有李文亮、谢琳卡、刘文之流,妖言惑众,其心不轨,不可信之。 源起始末,始知其为仁心仁术之医,非为无赖小儿也,而缘何以至此?盖于己亥岁暮,文亮初察疫之端倪,谨告以亲友以惕惕,并嘱之切勿声张。然不慎走漏风声,诏书切峻,急于星火,欲使详招其过,并予以训诫、全民通报。未几,亮亦染不明之症,咳嗽不止、发热不下,俄而觉浑身乏力,遂困厄于床。 当是时也,文亮惑其有司尚论无人传人之调,百姓不觉,亦载歌载舞、欢饮达旦。 无日,南山院士疾奔相告,众乃醒目,遽然觉文亮之先见。于是乎置其措、闭其城、断其路、限其行,倾国之力以克疫,遂见文始之盛状。 昔有扁鹊名闻天下。文王问之:“汝兄弟三人较之,孰最?”答曰:“长兄为上,仲兄次之,吾皆不如也。”“何哉?”“长兄治病于未发,故声名不扬;仲兄则治病于初,故享及乡闾;而余施针于膏肓之时,世皆以为起死之术,故以名满天下也”。 今医者,李文亮、刘文、谢琳卡之辈,流疫肆虐于前,乃仅示亲友以惕惕,非宣于四海以传讹。翌日则辗转于有司、医舍之间,于时所拘,详招其过,不者则为中绳所裁。观其扁鹊兄长与李文亮之属所举,二者皆意止于前,而其际遇也何哉? 盖文亮非享名誉世,更遭罹难也。为训之忧,心之为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其身也,困卧于床久矣,终于甲戌之日确诊其病,恨不能冲锋以效力。其身心已若此,且怀济世之心,不坠青云之志。 如仆之尚何言哉?如仆之尚何言哉! 幸得民心之所鉴,持资十万,以嘉其行,昭惕于众,裨益于民。 古人云:“良医者,长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长治无患之患,故无患。”欲治其无患之患,宜开张圣听,防微杜渐也;谨知堵不若疏,堵为一时之疏;苟非利万世,疏虽为一时之堵,而善利万民。 李文亮等见微知著之瞻,大裨于民,而为人所仰。是若早纳文亮之徒之意,布良策,安能置众于水深火热邪?星星之火又何以燎遍大江南北哉?训诫文亮之徒,岂非塞忠谏之

扁鹊见江城吏

扁鹊见江城吏,立有间。扁鹊曰:“今有疫在集市,不治将恐深。”江城吏曰:“集市无疫。”扁鹊出。江城吏大怒曰:“此妖言惑众耳!妄议疫情者,删贴,约谈,刑拘。”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今之疫在医馆,不治将益深。”江城吏曰:“鲜见,可控。”扁鹊出,江城吏又不悦。 又十日。扁鹊复见,曰:“今之疫在全城,不治将流毒全国。”江城吏不应。扁鹊出,江城吏愈不悦。 再十日。扁鹊望江城吏而还走。江城吏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疫在集市,封集市之所及也;在医馆,隔离医馆之所及也;在全城,百姓禁足之所及也;在机场高铁,枢机之所属,必流毒全国,无可奈何矣。今在机场高铁,某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举国大疫。使人索扁鹊,已以救黎民故染疫身亡。瘟疫大行,死者不计其数,遂封城封路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