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HUDIEYIQI

"我们终于发现，精神、理想、自由、独立、小说、诗歌、文学、艺术，都抵不过一张抄来的、毫无创意、满是商业术语的PPT。" 01   崔健身披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音乐响起，他扯开嗓子，轰出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所有观众都傻掉了。因为从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这首歌叫《一无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这个概念。此前，中国歌曲没有“我”，最多有个“我爱北京天安门”。   官方代表愤然离席，朝演唱会负责人训斥：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钟后，崔健的歌曲结束。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观众情绪像山洪一般爆发，高声大吼，“牛逼！牛逼！”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觉醒与叛逆。   那是1986年，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随后，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丁武，络绎登场，掀起摇滚潮流。   很快，《一无所有》传到美国，陈丹青站在街上听完，已是热泪盈眶。乐评人金兆钧将歌转录成磁带，放给朋友听。磁带音质太毛，听不清歌词。金兆钧把歌词抄下，朋友读几行后，突然泣不成声。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伫立追光灯下，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用浑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转身而去。后来王朔说：   第一次听到，都快哭了，写得太他妈透了！   翌年，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个“我”。专辑仅在四川订出40万盘，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演唱会中场休息期间，一位老派笑星轻蔑笑道：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观众说：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那我们觉得非常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不久后，崔健巡演到西安。一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看完演唱会，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学，放弃当会计，考上艺术学院。后来，她改名闫妮，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演了一个爱说“我滴个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喜欢这样的艺人，舞马长枪，果决勇敢。   02   陈丹

 不要用大人物的视角生活 一、 朋友在疫情防控一线。她说，这一年，最大的感触是，时代越动荡，越不要用大人物的视角生活。她说了三个事例，为方便，用第一人称记录。 二、 这一年，我一共追踪了6000个国外回来的人员，有中国籍，也有外籍，有飞机来的，也有轮船来的。我们疫情控制得好，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有极强的溯源和管控能力，这两点要做到精确，无非是人盯人。这场“盯人”战斗中，有三件事，久久无法忘记。 第一件，是生离。 对方是一对德国夫妻，来华投资多年，长期生活在浙江。丈夫在国内，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从德国回来。因大儿子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他们来申请直接居家隔离，说家里有独栋别墅，且与邻居间隔远，完全符合隔离条件，也愿意接受24小时监控。凭经验，知道这没法申请。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德国男人声音里有一种让人心碎的东西，它像把小锤子，敲到了我心里。 帮他想了个办法，从上海入境。当时上海是7+7，7天医学隔离，7天居家隔离，比浙江少隔离一周。可住进上海酒店的第一晚， 10岁的大儿子就发病了。妻子和6岁的小儿子，因为压力和过敏体质，也有了严重的皮肤过敏，更要命的是，这娘俩几乎不吃米饭。这个德国男人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带着食物和玩具去了隔离点。但东西带不进去。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们眼里就只有规定和政策吗？你们没有小孩，没有爱人吗？ 想告诉他，这个时候，基层人员只能按规定和政策办事，哪怕这政策存在不合理。否则就乱了。但说不出口。只默默听他讲完。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焦虑的丈夫，一个无助的父亲，一个被疫情野头打了一拳的男人。 本想7天隔离后，就可以居家隔离。但第五天，政策变了。所有上海入境，目的地是浙江的，7天后一律专车送到嘉兴统一隔离。嘉兴的隔离条件远不如上海。这个男人，又天天开着车跑嘉兴。他当然见不到老婆孩子。他只是想离脆弱的妻子，近一点。 第二件，是死别。 一外企的韩国高管，因疫情一年没回家，有天突然在宿舍猝死。妻儿要来处理后事，需要申请来华邀请，有了邀请才可以办签证。过程很复杂，手续很繁琐，我帮她申请了人道主义绿色通道，但即便如此，这个女人见到丈夫，已经是他死后一个月。 能想象吗？在2020年的秋天，中国的某个殡仪馆，一个韩国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结束了14天医学隔离后，穿着防护服，带着护目镜，去认领丈夫的尸体。女人想把尸体运回韩国，到了家乡再举行传统的丧礼。但所有人告诉她，带不走